我辛辛苦苦、一笔一划写出来的、那些黑色的、沉默的字，从一开始就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了。
它只是为了给我这件普通的货物，贴上一张闪闪发光的价签，好让那个看不见的、名叫市一中的、昂贵的柜台，能名正言顺地接收我。
汪主席走后，我们家那张铺满了废报纸的方桌，就成了一张没有硝烟的战场。
妈妈没有再问过我一句“想不想参加”的话。
她只是默默地，把那张红色的报名表，用一块小小的磁铁，吸在了我们家那台雪花牌冰箱的门上。
那张刺眼的红色，和冰箱那身斑驳的、泛黄的白色油漆，形成了一种很不协调、却又无法忽视的对照。
她对我练字的要求变得比以前严格了无数倍。
她不再只是握着我的手，教我笔顺和章法。
她会搬一张小板凳，坐在我的对面，像一个最严苛的监工。
我的手腕稍微抖了一下，她会立刻说：“重写”；我的一个撇捺，稍微顿挫得不够有力，她也会立刻说：“重写”。
我们家那叠原本可以用上一个月的毛边纸，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消耗着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