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我换了一身新做的旗袍，藕荷sE的底子上绣着几枝墨梅，是母亲生前给我留的料子。我对着镜子把头发挽起来，cHa了一支银簪子，又淡淡地抹了一层口红。
淑芬在旁边看着，说：“这才是明白人。”
我没有说话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。镜子里那个人笑得很标准，嘴角的弧度恰到好处，像一幅工笔画，JiNg致、端庄，没有灵魂。
我和周明安在中央饭店吃了一顿饭。他要了一瓶法国红酒，给我倒了一杯。我端着高脚杯，看着杯子里暗红sE的YeT，忽然想起顾维钧信里写过的一句话——
“红酒在杯子里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在氧化了。你喝的每一口，都是它正在变化的过程。”
他说什么都喜欢扯上物理。
“沈小姐，”周明安放下酒杯，认真地看着我，“我知道这门亲事是家里定的，你心里未必愿意。”
我抬起头，有些意外地看着他。
“但我希望你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我是真心实意的。我在l敦的时候，见过你父亲。他给我看过你的照片——是你十五岁生日时照的，穿一件白裙子，站在一棵桂花树下。那张照片，我看了三年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——那里面有光，不是客套的光，是认真的、恳切的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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