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临风抬头，看见省厅总工程师正探出三楼窗户，白发被风掀得乱翘，手里举着半段缠满胶布的电线，胶布边缘发黄，露出底下暗红的线芯。
“老广播系统用的是60年代的载波电路，这小子把当年的馈线拆了重接，还加了七台扩音器。”她的声音像从旧收音机里传出，带着电流的毛刺感。
楼顶铁门“吱呀”一声被踹开时，江临风的后颈起了层鸡皮疙瘩——那声音像旧唱片划针刮过纹路，刺得耳膜发颤。
霉味混着松香味涌出来，是木料腐朽与蜡烛燃烧后的混合气息，钻进鼻腔，令人微微眩晕。
二十平米的机房里，七台墨绿色扩音器呈北斗状摆着，每个喇叭口都对着窗外不同方向，像七只沉默的眼睛。
控制台蒙着灰，却有块圆形区域擦得发亮——正好是手掌按下去的位置，指痕清晰，掌心温度仿佛还残留在金属表面。
“十七个方向。”孙玉花掏出手机地图比对，指尖在屏幕上点了十七下，玻璃映出她紧锁的眉。
她抬头时，光束扫过江临风紧绷的下颌线，声音低沉：“他不是要扩散声音，是要精准投递。”
赵婉华蹲在控制台前，用放大镜扒拉电线，镜片反着冷光，她呼吸轻得几乎听不见：“这是声学定位装置。”她的声音发颤，指尖触到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线，“每个喇叭播放不同片段，合成后就是完整的《法治前线》报道——90年代的广播技术能做到吗？”
“他师傅是西北广播站的老技术员。”江临风摸着控制台边缘的刻痕，是些歪歪扭扭的简谱，指甲划过时发出细微的刮擦声。
他的拇指停在一道浅痕上，那是个没刻完的“奠”字，笔画中断，像一声戛然而止的叹息，“李春来十六岁就在机房当学徒，拆过三百台老收音机。他要办追悼会，只有亡魂能听见的。”
金小霜的镊子突然发出轻响，金属碰触金属的清脆，像钟摆敲在寂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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