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哄他：“姐给你报仇，揍那小子。”可我哪有时间？
每天放学，我得去镇上捡瓶子卖废铁，一天赚个五毛钱，攒着给弟弟交费。
父母的药钱？
那是我们家的大山，压得喘不过气。
父亲的尘肺药，一瓶两百，母亲的关节炎膏，一管五十，我们靠低保和亲戚的施舍勉强续命。
可亲戚们也穷，叔叔去年冬天冻死在窝棚里，尸体发现时，脸被野狗啃了半边，露着白骨血肉模糊，臭腐味飘了村里三天。
雪更大了，我裹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，推开门，一股寒风如刀子扑面，雪粒子打在脸上，像无数细针扎进肉里，扎得眼刺痛，泪水涌出模糊视线。
院子里，老黄牛低着头拱雪地找草根吃，它是我们家的命根子，去年拉车摔了腿，现在瘸得不成样，瘦得肋骨一根根数得清，眼睛红肿得像哭过。
父亲说，它是我们唯一的财产，可现在，它连拉车都拉不动了，只能在家啃雪。
那天中午，我没去学校，而是偷偷牵着老黄牛出了村。
雪地里，脚印深一尺浅一尺，每走一步，雪水渗进破胶鞋，冻得脚趾发紫，像要掉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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