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我隐约知道,这只是她编造的,说给我听,也说给邻居们听的谎言。
因为有一次,我无意中在床底的木箱里,翻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、纸张已经泛黄的《离婚协议书》。
我认识那上面的字。
我没有问妈妈,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纸重新折好,放回了原处。
从那天起,我学会了做一个比同龄人更沉默的孩子。
妈妈叫程蕾,是县税务局的一名干部。
每天早上,她都会在帘子后面换上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税务制服,把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。
她皮肤很白,是那种常年在室内不见阳光的、细腻的白,细边的眼镜让她看起来比同龄的阿姨们多了几分书卷气。
她总是先给我冲好一碗麦乳精,再卧一个荷包蛋,看着我吃完,然后骑上那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,消失在巷子口的雨雾里。
她的自行车后座,曾经是我的专属座位。
但上了小学后,她就不怎么带我了。
她说,男孩子要学会自己走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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